不要对负产出缺口视而不见

不要对负产出缺口视而不见

10月经济数据公布，供给面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再次放缓，需求面投资和消费继续减速，外需虽仍可能借季节性订单回暖拉动保持平稳，但前期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可能抵消需求反弹对于整体经济的拉动效果。的确，从工业部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重化工业面临产能过剩调整的压力，因而结构性因素固然可以部分解释实体经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下行压力，但显然不能完全解释。需求面的疲弱，表现在所有通胀指数均大幅回落，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月度数据方面，PPI截至10月已经连续32个月为负，CPI重新进入“1”时代。从季度数据的变动趋势可以更清晰地看到2011年以来，增长和通胀之间的平衡实际并未发生明显变化。CPI从2010-2011年间平均的4.4%放缓至2012至2014年三季度的2.5%，核心通胀率在201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PPI则是从2010-2011年间平均的5.8%掉到2012-2014年三季度间平均的-1.8%，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是部分原因，但这一回落的幅度显示结构性因素之外，需求的疲弱不容忽视。GDP平减指数作为更广义的通胀指标，在2010-2011年间平均8%，至2012-2014年三季度回落至1.7%，不考虑危机期间2009年的极端情形，目前已经是2000年以来的低点。在此期间GDP增速从9.9%(2010-2011)放缓至7.6%(2012-2014年三季度)。三季度7.3%的GDP增速也已经是2000年以来的新低(不考虑2009年一季度的低点6.6%)。如果说时下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增长潜力已经明显下降——是对的，那么我们所应该看到的是通胀回落与增长平稳的搭配而不是现在通胀与增长双回落的现实。

尽管在此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的旨在稳增长的微刺激政策，并反映在CPI、PPI和GDP平减指数走势的小幅波动上，但并未能弥补供给能力和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从企业层面来看，设备利用率远低于正常水平，通过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分项指标测算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自2011年以来就处于50这一临界点水平附近，几乎没有变化。库存高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下滑至5%以下，利润几乎零增长，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更差。至于经济下行而就业市场仍保持平稳的说法，更要打个问号。由于我国经济在过去三十五年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快速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统计一直是我国经济统计的短板。新增就业指标所表述的是新增加的就业机会，至10月末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这个数字表达的不是新增减去失业的净增长概念。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尚未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与经济周期的相关度低，反映总体失业状况的敏感程度不强，后者始于2009年，尚未经历一个完整周期。此外，求人倍率也是一个引用较多的就业市场指标，其中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和人才市场求人倍率两个序列，反映低端劳动力供求相对平衡甚至供不应求，但高端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特点。但由于指标所包括的调查城市数量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仍难以作为判断就业市场整体供求状况的可靠指标。而且，即使不考虑就业市场数据的可靠性，就业市场指标作为滞后指标，美联储以之作为货币政策退出的关键性指标实际上所传达的也是经济不明确复苏，刺激药不停的政策信号。我们如果以就业市场数据为决策依据则要冒政策滞后的风险。　　目前通缩风险隐现，实体经济需求持续下滑，已经是负产出缺口的典型表现。目前我国经济的下行是结构性减速和周期性减速并存。负产出缺口持续时间过长更可能使得市场主体的预期固化，并进一步影响投资和消费行为，加剧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讨论什么是合理的宏观调控目标时不应忽视这些现实情况，因为货币财政等短期宏观政策的基本作用就是调节总需求使其减少资源浪费，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尽量接近潜在供给能力。创新宏观调控的目标不仅要致力于合理调节总需求，通过逆周期调节，从需求侧使经济更接近潜在增长率。在目前存在负的产出缺口的背景下，适当的放松政策，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适当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以及价格管理政策，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更重要的是，宏观调控也要有助于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通过强化有助于提高要素产出效率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能力，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尤其在当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外部需求回暖有限，而且在未来几年很难恢复到原来水平的背景下，更应有一个系统的中长期规划。通过更系统更有持续性的政策调控来改变市场预期，创造需求，使经济步入良性自我循环的经济复苏进程。经济保持在平稳的增长轨道也有助于为改革的推进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归根结底，未来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要让实际经济增长更接近潜在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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