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召开的高层会议前瞻

发布时间：2021-01-25 15:25:46 阅读：次来源：纸桶厂家

中国即将召开的高层会议前瞻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认为本次政治局会议可能成为政策从“供给收缩”加速转向“需求扩张”的转折点。

1、十八大之后，“南北院”的分工发生变化，党管经济的趋势愈发明确。对市场来说，政治局会议的意义比以往更加重要。　　过去政治局是每年年中和年底两次开会讨论经济形势，但从2013年开始，4月25日增加一次会议讨论一季度经济形势。

2013年是政治局常委会，2014年是政治局全体会议，预计今年4月25日政治局仍将召开全体会议，根据一季度的经济形势对下阶段政策进行调整。　　2、本次政治局会议可能成为政策从“供给收缩”加速转向“需求扩张”的转折点。　　从宏观上看，一季度经济数据超预期下行，房地产仍未企稳，出口后劲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增无减；　　从微观上看，近期高层密集调研也一定感受到巨大压力，一是企业融资成本“降的不多”，“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而企业平均利润率只有5%”；二是地方政府迎来债务到期高峰，被动紧缩的压力依然很大；三是持续的经济低迷正在让银行的资产质量风险加速曝露。　　上述压力将迫使中央加速摒弃“供给收缩”的思路，加速转向“需求扩张”。　　而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规划的陆续出台，地方政府可能改变过去两年“消极怠工”的状态，掀起新一轮基建投资热潮。　　回过头看，本轮牛市的起点恰好是去年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那次会议标志着中央政治态度的转变，改革明显加速。而这次政治局会议可能标志着中央经济政策的转变，宽松将明显加速。　　3、主要思路：中央货币宽松配合地方基建托底经济。除了存量上的债务置换，增量上的货币宽松也将加大力度，降准一定不是终点。　　目前银行间的利率中枢明显下行，但实体利率依然高企，盛松成司长透露3月末企业融资成本为6.83%，相比总理所说的5%的企业平均利润率仍高出180个bp，未来降息空间巨大。此外，为了配合基建稳增长，再贷款可能成为下阶段的重要政策工具。　　中央强调国开行要回归“开发性金融”的本职，总理近日调研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也释放强烈信号，下一步开行将在保障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而资金问题将由央行通过再贷款的方式解决。在货币传导不畅的情况下，货币财政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4、对市场来说，近期禁伞等事件不改长牛趋势。　　首先，监管层并非打压股市。在中央坚守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前提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资产负债率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大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这必须以一个有人气的资本市场作为前提。　　其次，监管政策的收紧只会改变牛市的节奏，从来不会改变牛市的方向。决定牛市方向的依然是宏观基本面。　　从基本面来看，本轮牛市的核心驱动因素有三个：房地产下滑背景下的居民资产重配、政府信用收缩背景下的银行资产重配和经济下行背景下的货币宽松。目前这些因素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还不足以扭转牛市的方向：　　第一，房地产下滑背景下的居民资产重配是长期的，这个因素变化不大。连续的降息降准和信贷政策调整虽对地产有提振，但效果并不明显，一季度销售还在大幅下滑，4月的高频数据也不乐观。　　中期内的库存压力和长期内的人口压力很难靠短期政策扭转，房地产作为一种高收益无风险资产的赚钱效应已经消失，房产造富时代结束，股权造富时代开始。　　第二，政府信用收缩背景下的银行资产重配有所放缓，但方向未变。除了房地产之外，政府过去通过显性或隐性的信用担保提供了大量无风险的高收益资产，分流了大量银行资金。　　但随着43号文规范地方举债机制、刚性兑付逐步打破，银行失去了这个重要的资产配置方向，大量资金转向股市。　　近期这个因素有些变化，地方政府正在设法绕开43号文，通过PPP和城镇化基金等“明股实债”的模式为银行提供新的政府信用资产，银行参与的越来越多，但由于机制尚不成熟，进展比较缓慢，这种资产的量级还无法与此前的城投相比。　　第三，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央行货币宽松不仅没有改变风向，而且力度越来越大。如前所述，只要前两个因素不变，就意味着经济下行的趋势不变，为了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缓释债务风险，货币宽松一定不会停止。　　这和2007年牛市结束前的背景完全不同，2007年央行已经进入紧缩周期，破天荒的6次加息、10次上调准备金。　　5、牛市何时结束？我们认为可以关注以下几个信号：　　第一，全国的房地产销售持续好转，库存明显去化，地产投资反弹。　　第二，政府大规模刺激超预期，基建投资重现30%以上的高增长。　　第三，社融和M2持续反弹，货币宽松转化为信用扩张。　　第四，CPI上行到3%以上，迫使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第五，注册制推出，大规模IPO开始。　　只要这些信号尚未出现，音乐就不会停止，舞会仍可以继续。

如何看待一季度中国经济形势？　　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情况，中国经济在二季度有望止住下滑，在下半年则有可能出现回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0%，增速创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投资、消费、外贸、工业增加值等多个指标的增速都出现放缓。由于市场对一季度经济已提前有预期，再加上研究机构已对负面因素多有分析，因此一季度数据并未给市场带来恐慌。　　那么，如何看待一季度经济数据所包含的信息呢？毫无疑问，一季度的多个经济数据清楚地显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全面加大。那么，这究竟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下滑的开始，还是暂时性地走低呢？　　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在数据上已经体现其延续到2015年的趋势，但是，今年一季度的经济状况应该会是全年的最低点。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情况，中国经济在二季度有望止住下滑，在下半年则有可能出现回升。　　这一点从决策层的态度就可以得出判断。李克强总理近期多份公开讲话显示，他对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很重视。他表示，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用好多种政策工具，“守住稳增长保就业增效益的基本盘”。这里所说的“基本盘”，就是不能突破的经济底线。　　在决策层十分明确的“底线思维”指引下，对于国内市场来说，理性的看法应该对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要有所释怀，但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和认识则要更加深入。公开媒体所说的“新常态”，清楚表明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关系以及演进趋势。　　因此，所谓“经济新常态”，就不应再按高增长时期的思路及危机思维来分析当前的宏观数据，而应把宏观数据放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按新常态逻辑和基本经济规律来研判。由于季节性因素，一季度数据更多反映的是当前经济状态，不能作为判断全年经济走势的依据，更不能视为全年经济走势的风向标。　　“新常态”概念在国际上被首先提出时，其内涵也是指一种长期而平缓的增长状态。IMF总裁拉加德最近频频提到，世界经济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各国应采取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的“新平庸”成为“新现实”。但在我们看来，其实全球经济的“新平庸”已经成为现实，而中国经济未来即将面临的长期较低增长的“平庸”状态，就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经济追求的是转型经济和改革经济，一季度7%的GDP增长符合新常态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本判断，而以多少年以来的“新低”来表述一季度增速，仍是在把新常态经济增速与高速增长时期比较，分析思路不符合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逻辑。　　因此，根据“新常态”的经济逻辑，一季度经济增长可能成为今年全年经济的低点。但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将是长期趋势。（新京报）

中国经济低速增长下的政策着力点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0%，比去年第四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尽管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同时公布的其他数据显示，我国的居民收入继续增加，结构调整正稳步推进。　　那么，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如何？增长支撑点和政策着力点在哪里？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且都在进行备受瞩目的经济改革，在全球经济预期普遍下调的背景下，中日两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改革目标？如何寻找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为深入探讨以上问题，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NRI)联合举办了中日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会议主题为“中日经济的改革与比较”，中日两国30多位经济、金融领域的专家参与了交流。本次会议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协办。　　研讨会上，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与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中日经济改革与比较等话题，进行了深入对话。经作者审核和主办方同意，《21世纪经济报道》本期刊发余永定以及关志雄的主题发言，以飨读者。(马冬冬)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似乎不是暂时的、波动性的。我们应接受低速增长的现实。我国经济政策着力点应该是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以提高生产效率。日本上世纪70年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余永定　　日本银行的西村(Nishimura)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别的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中国“重叠”(stack)在一起了，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有见地。从这种观点出发比较中国和日本经济，就会发现目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既有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石油危机之后转型的特点，同时也有1985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转型的特点。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降到7%左右　　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降速是周期性还是阶段性的？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慢慢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不是暂时的、周期性的，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速度较低的新阶段。　　既然我们讨论的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就要思考一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而且可以与日本进行比较。　　从1956年至1970年，日本高速增长维持了14年(年均9.7%)。在1956年日本人均收入是7000多美元，同中国目前人均收入相差不多。日本在人均收入7000美元增长到15000美元的10余年间维持了近10%的高速增长。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7500美元左右，在中国的人均收入从7000美元到15000美元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十年中，我们是否可以保持同日本一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是否能够重复日本的经验？答案似乎是不行。　　根据日本银行提供的资料，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大于10%，与此同时，日本劳动供给增速大于3%。如果根据公式“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劳动供给增长速度”来推算，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是13%。所以日本实现了10%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不令人奇怪的。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的一个计算，2001-2008年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11.8%，2011-2012年是7.4%，下降趋势明显。另一方面，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345万，去年和前年也连续下降。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到劳动供给减少大概有四至六年的滞后。可见中国劳动力供给很快会出现负增长。根据前述公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降到7%左右了。这与日本从人均收入7000美元增长到15000美元那个时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当时的日本。所以，如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能保持7%的增长速度就不错了。　　分析一国潜在经济增速还可以使用公式“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率/资本产出率”。根据日本经济学家馆龙一郎(Ryuichiro Tachi)的研究结果，资本产出率急剧提高是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的重要标志。　　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上升时期已经到来。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计算，2012年之后，中国的资本/产出率已经明显上升。根据过去的数据进行推算，2025年中国资本/产出率可能会达到4。据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达到6.8左右，甚至可能超过了7。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资本/产出率还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而日本的资本/产出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低，说明日本对资本的使用效率明显比中国高。　　资本/产出率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资本/产出率等于人均技术装备程度除以劳动生产率。根据资料，日本的资本/产出率上升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慢于人均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劳动力对资本品使用效率下降。中国的情况如何？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估算，中国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长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近2倍。尽管投资巨大，技术装备程度大幅度提高，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没有相应提上去。这就是最近几年我国资本/产出率急剧上升的原因。　　中国在改善投资结构方面大有可为　　根据馆龙一郎先生的说法，高储蓄和低资本/产出率是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左右日本经济增长的两大决定性因素。目前中国依然保持高储蓄率，但是已经告别低资本/产出率，进入高资本/产出率时期了，自然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如果中国能进一步提高投资率，是否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呢？答案是未必。　　1970-1975年日本的投资率是30%-34.4%，1975-1980年是32.3%，这是日本投资率较高的时期。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投资率仅29%，所以即使投资率上升，并不妨碍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反过来，投资率的提高并不能抵消资本/产出率提高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消极影响，中国目前就面临这个问题。现在对于中国的投资率在国内有很多争论和不同的算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一般认为是48%左右。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资于房地产的，而日本投资于房地产的比重比中国低得多。为了增加可比性，我们要把房地产投资部分去除，但无论如何比较，中国的投资率也是偏高的。根据中国很多学者的研究，投资率进一步提高可能会带来投资效率的下降，所以未必能导致经济增速上升。日本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在改善投资结构方面是大有可为的。目前很多投资都花在盖五星级饭店、摩天大楼上。中国有696座五星级饭店，且有500座在建；中国的摩天大楼超过400座，有300多座在建。前年我在美国演讲，我说中国的五星级饭店和摩天大楼数量现在正在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不应该把钱花在这些方面，所以在改善投资结构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不能一味地增加投资。　　承认低速增长现实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考察日本从高速到低速增长的转折，任何一种转折都需要触发点，日本的触发点是石油危机，石油危机之后物价普遍上涨，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出现了通货膨胀。1974年进口物价增长了66.3%，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24.5%。面对如此大的冲击，关键是如何应对。日本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淘汰高能高耗产业、加强环保等措施，把危机当作了机遇，进行正确的应对，使经济走上了一条增速较低但依然健康的发展道路。这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从石油危机崩溃之后一直到80年代初的情况。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中国现在钢铁产能是世界的49%，日本是8%。如果中国没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是不是应该减少产能？　　我特别欣赏一句话——承认低速增长的现实。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情况，不需要着急，但是要加速经济结构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方式进行应对。虽然增长速度可能不是特别快，不是特别惊人，但是依然比较高，6%或7%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平。所以，我们现在迎来了很好的改革和调整的机会，应该学习日本的经验，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　　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效率下降，综合考虑资源配置、生产和技术效率，中国的效率还是可以提高的。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未来经济增速可能会回升到比较高的阶段，很有可能是8%，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资源配置的问题较多，这意味着我们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的潜力很大。现在应该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7%左右，以此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尽量避免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措施。当然也要保住底线，一旦突破底线，还是要出台刺激政策，当然刺激到什么程度还要进一步讨论。　　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政策重点应该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以提高生产效率。日本70年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值得借鉴。（21世纪经济报道）

专家谈中国经济“衔接期”：投资力度不能减弱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一季度经济数据上周出炉，经济增速稳稳落在7%的点位。7%的增速会不会是今年最低点？今年的预期增长目标能否完成？“中国通缩”论是否成立？怎样理解中国经济“衔接期”，又如何平稳度过？未来楼市调控政策有没有必要进一步加码？中国经济网记者就这些热点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采访嘉宾：　　国家统计局信息景气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中国经济网：一季度经济数据刚刚公布，7%这样的增速是不是最低点？今年预期增长目标能否完成？　　潘建成：7%应该说还是在正常的区间之内。因为经济波动有很多不可测因素，是不是最低点还是比较难测，但是完成全年的目标完全有可能。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是存在的，中国经济季度之间可能有波动，我们也还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可以根据经济波动的情况随时采用相应的工具，全面保证7%左右的目标还是有信心的。　　实际上，通常的工具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从财政政策上讲，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减税空间，包括企业上缴社保费用的调整等。从货币政策上来讲，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从数量上或价格上适当地放松货币。更重要的就是，部分改革还可以加大力度，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比方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以在增加老百姓收入方面加大力度，推动消费的增长，也可以有一系列的办法引导消费升级，再一个可以加大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当然，简政放权也可以进一步加大力度，这样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增长动力发生切换。　　工具其实还是很多的，力度要把握好，节奏要把握好，关键是看经济是不是还处在合理的区间，目前来看还是正常的。　　李迅雷：经济增速现在不是最低点，应该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低。我们看到GDP平减指数为负，这种情况在1998年、2009年发生过，现在是第三次。1998年发生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发生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给中国造成的影响，这次是在没有外部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通缩的状态，这个迹象表明经济没有见底。　　随着政策力度的加大，下半年的经济可能会有所上升，全年7%左右的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但有个前提，就是政策宽松力度必须加大，因为二季度经济很可能会“破7”。　　中国经济网：新年伊始，“中国通缩”论就不绝于耳。中国到底有没有陷入通缩，要如何应对通缩风险？　　李迅雷：现在应该是处在通缩的临界点，我们讲的是工业通缩。考察通缩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PPI，一个是CPI，两者现在都为负。都为负的情况在2000年左右出现过的。现在来讲，应该说是PPI的通缩已经非常明显了。　　潘建成：我不认为中国有通缩，这是一个被炒作的概念。首先通缩是物价持续全面下跌，实际上目前只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出现下跌，消费价格并没有出现下跌，消费价格同比还是上涨的。即便生产者价格的持续下跌，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所以通缩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其次，通缩更重要指的是背后经济的收缩，通缩只是外在表象，更重要的是体现经济背后的收缩，甚至是衰退。中国现在目前经济增长7%左右，在全世界还是名列前茅的，根本谈不上衰退。日本、欧洲出现了退缩说得过去，因为它的经济就在衰退的边缘，有些季度真的是衰退、负增长，但中国还早得很。而且它们的失业压力，尤其欧洲失业压力非常巨大，中国基本就业形势是很稳定的，所以我不认为中国出现了通缩，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觉得通缩风险有那么大。当然也要有效地防范，要适度的，灵活的调控，尤其是在货币政策上。　　中国经济网：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正处在“衔接期”，对于中国经济 “衔接期”应该怎么理解？　　潘建成：“衔接期”的主要意思是经济增长现在处在转型之中，转型的关键之一是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动力的转换其实是从过去的传统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传统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源和投资。大规模资本的投入，这样一个驱动转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目前来看，传统要素的动力明显在衰减，尤其表现在工业增长明显在放慢，尤其是资源消耗较大的工业。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第二个是要节能减排。所以这个转型目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这个动力退出的同时需要一定的动力补偿，也就是创新动力的补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但目前还不足以支撑传统要素动力衰减的压力，所以克强总理提到衔接期实际上是比较艰苦的一个状况，新的动力正在形成，但还没有那么强大，传统的动力在衰减，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有耐心。因为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过的，过去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粗放的模式改变是很困难的，在扭转惯性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这个过程我们要有耐心。同时也要有信心和决心，要看到还有很多有利的因素，很多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必须咬着牙，坚决地实现改革，从根本上实现动力的切换。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双引擎”，在当前创新驱动还不足以支撑因传统动力衰减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引擎还不足够强劲的时候，需要另外的引擎在这个时候特别发力，这就是公共项目投资。这个引擎从目前来看，发挥作用还是不错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一直是比较快，但可能还需要让这个引擎发挥的动力更强劲。更强劲的动力需要解决的是资金的问题，政府资金现在捉襟见肘，尤其是地方政府。因为遇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地方政府本身的资金有债务的风险，再加上房地产的市场又在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资金是受到比较多的制约。　　这个时候如何让民间资本在推动公共项目投资增长方面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很好地把PPP模式尽快地推广并落地。PPP模式从去年年底提出，到现在四五个月的时间，积累了一些经验，关键是如何把这个经验尽快地推广。尽快地解决制约PPP模式落地的因素和困难，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民间资本其实是充裕的，最近资本市场十分活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资本的充裕性。关键是民间资本很多时候不知道往哪个地方去。公共项目投资其实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但缺钱，目前需要特别抓这件事情。　　李迅雷：简单理解就是旧的经济已经衰退，新的经济已经起来，但新经济还没有完全替代旧经济。新的经济包括像互联网+、节能环保、医疗、健康、新能源等等，这些产业增长非常迅猛，但这些行业的增加值跟旧的经济相比，体量还是比较小的，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度过“衔接期”有两种办法。一是不过度关注GDP，加大调整力度。另外就是继续稳增长，保持GDP的适度的增长，要刺激房地产，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经济增长还是能够稳住7%左右。这个在短期内可以稳住，但债务水平会继续上升，去杠杆调结构可能会放慢。目前选择的是后一种，就是加大投资来弥补工业投资跟房地产投资下行的压力。　　中国经济网：一季度进出口数据不是很乐观，会否拖累一季度GDP增速，二季度会不会好转？　　李迅雷：从顺差的角度来讲，应该影响不大。但出口数据的下行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方面表明全球经济外部需求的不足，一方面由于美元的升值，使得人民币对于欧元、日元保持升值，对中国的出口优势不明显。　　二季度出口情况应该也很难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一是欧洲经济还处在一个通缩阶段，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也有放慢的迹象，这样一来美国加息的预期肯定要拖后了。在这种情况下，出口不太乐观。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也会导致外汇的流出。但是人民币如果不贬值，经济稳定的话，对我们的出口也是不利的。　　潘建成：出口确实是出现了波动，这反映了国际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仍处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度调整期，政府工作报告里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但说一季度对经济增长有多大的影响，不能这么看。从支出法的角度上来讲，测算出口的影响主要看净出口，也就是还看进口，实际上一季度是顺差，顺差比较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一定能说对中国一季度的增长影响有多大，但更复杂的因素就是出口的减弱，会影响中国工业的增长。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会对整个经济未来的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还是要想办法，设法保证出口的平稳增长。　　我们有一些措施去应对，比方保持出口退税的稳定增长，促进出口企业出口的动力。第二，一定程度上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稳定大家的预期，这样有利于出口。第三，可以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走出去来带动出口，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将来我相信中国企业往外走，对外投资，然后通过对外的投资带动中国产品的出口，这个方向会更加地明确。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这个实施会更促进中国企业、中国产品走出去。　　二季度的进出口数据会否好转不好说。出口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还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那么从目前来看美国经济还是在平稳复苏的，这是一个好现象，欧洲经济也有稳定的迹象，所以如果说不出现意外的话，二季度有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全球经济真的是有说不清楚的情况。　　中国经济网：新一轮楼市新政对于提振经济有怎样的作用？如果新一轮新政效果不是很理想，在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未来楼市调控政策有没有必要加码？　　潘建成：房地产新政策首先稳定了大家的信心和预期，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和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开展的消费者信心调查的结果也显示，房地产的这一系列政策出台后，老百姓对房价的预期更加稳定了，下跌预期有所减缓和缩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然，要认识到房地产现在的调整也是经济规律，就是它供求格局的变化带来的市场调整，我们要积极地看待这个调整。过去房价上涨过快是一个主要矛盾，过去曾经主动调控房价。现在在市场作用下这个调整自然地形成了，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过去想调整的目标，我们应积极地看待这一问题。　　另外，对当前这样的调整要有一定的耐心，因为既然它是一个市场的规律，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明确新政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另外一方面是鼓励自住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而不是鼓励投资和投机需求。这个临界点要把握好，如果把握不好，重新通过刺激来催生投资或者投机的泡沫的话，那就适得其反了。　　李迅雷：我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大城镇化推进的力度。经济好不好，房地产是关键。房地产这么大的体量没有一个行业能够替代。房地产繁荣对于旧的经济还是有一个支持作用，对像钢铁、有色金属、家具家电等等行业还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要加大对房地产的支持力度，另外还需要进一步再降准降息，降低成本。（中国经济网）